张爱玲在《烬余录》里，提到佛朗士，她的香港大学英籍历史教授，他“孩子似的肉红脸，瓷蓝眼睛，伸出来的圆下巴，头发已经稀了。颈上系一块黯败的蓝字宁绸作为领带。”他造房子养猪，家里不装电灯也不用自来水，不赞成物质文明，唯一的一辆破汽车是给佣人赶集买菜的。
“佛朗士是一个豁达的人，彻底地中国化，中国字写得不错，爱喝酒，曾经和中国教授一同游广州，到一个名声不太好的尼姑庵去看小尼姑。”
她赞赏他：“他研究历史很有独到的见地。官样文章被他耍着花腔一念，便显得非常滑稽，我们从他那里得到一点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，可以从他那里学到的还有很多很多，可是他死了——”
你见过张爱玲赞扬谁？写胡适都很克制，她一生只这样说过这一个人。她崇拜他，他又对她这样欣赏与照顾，因为她出色的功课，自己奖励她800块钱。她说那钱，“存到银行里都还有点舍不得，再提出来也是别的钞票了。这是世界上最值钱的钱。”
她把那钱拿给她母亲看，佯作镇定地给母亲，她母亲没说什么，过了一会儿，才让她搁下，就打发她回去了。她坐立不安地等了两天，再去母亲住的酒店，却听说，那800块钱，被她母亲在牌桌上输掉了。她由此恨了母亲一生，发誓要还清母亲为她花的钱。
她母亲叫她去给老师面谢，她自己也觉尴尬，说了几句话就告辞出来，名士派的他不喜欢煽情，也只有这样的他，才是她喜欢的。若是他稍露一丝温柔，也许，她的内心就要“像被针扎了一样”。
战争爆发后，英籍教师都应征入伍，佛朗士也在其中，每逢志愿军操演，他总是拖着长腔说：“下礼拜一不能同你们见面了，孩子们，我要去练武功。”然后，他被自己人枪杀了，他在黄昏里回军营去，保持着习惯性的若有所思，“没听到哨兵的吆喝，哨兵就放了枪。”
听上去非常荒谬，但荒谬是他所喜欢的，所以，也还好。
张爱玲笔下克制地只说了“一个好先生，一个好人。人类的浪费。” (本文来自头条号樱花阵)
就像在说一个路人甲，她并没有认真写他，也许是因为她那么喜欢他，连写下来都不敢了，惟恐亵渎了，怕一说出来全都错了。
她没有奔着琼瑶《窗外》的路子，而那淡淡的影子，一直在她心底，影响了她一生。她的缄默里有太大的震动与疼痛，我觉得她爱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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